▎2026年4月30日，欧洲议会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行全体会议。图源：欧洲议会多媒体中心
作者 | 陈高雅，宁波大学中东欧经贸合作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外国语学院德语系讲师
马晓霖，宁波大学中东欧经贸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包玉刚讲席教授，浙江外国语学院教授，环地中海研究院院长
4月30日，欧洲议会通过了一项针对中国、海地和委内瑞拉人权状况的所谓决议，其中涉华部分以极为荒谬的逻辑和虚假的事实，对中国近期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行恶毒攻击与抹黑。这份以439票赞成、52票反对、71票弃权通过的决议，不仅公然要求中国废除该法，还叫嚣对中国官员实施制裁，并敦促欧盟成员国暂停与中国的引渡条约。
这种以“人权保护”之名行干涉内政之实的政治操弄，不仅是对中国法治主权的粗暴蔑视和对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严重践踏，更深刻反映了部分欧洲政治精英在面对异质文明崛起时，试图以“价值观外交”掩盖其内部社会碎片化困境的集体焦虑。
意识形态偏见下的虚假叙事
欧洲议会在此次通过的决议中，对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行了多维度的恶意解读。其核心论点可以归纳为所谓的“强制同化”“剥夺文化权利”以及“跨境镇压”。决议不仅罔顾事实，将中国旨在促进民族团结、保障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法律曲解为对民族身份的系统性压制，还妄议中国宗教事务，对达赖喇嘛转世等纯属中国内政的事项指手画脚。
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中，早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命运共同体。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十五条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学习和使用”。在新疆、西藏等地区，少数民族语言在法庭、学校及媒体中始终占据重要地位，法律所推动的是“通用语+民族语”的和谐共存，而非取而代之。这种“增进共同性”与“尊重差异性”的辩证统一，却被欧洲议会选择性地简化为“单一文化霸权”。某些议员连法律原文都未及细读，便匆忙挥舞道德大棒，实在有违最起码的求真精神。
放眼世界，立法确立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早已是多民族国家的普遍做法。法国、俄罗斯、日本等国的相关法规从未被扣上“文化同化”或“语言灭绝”的帽子。怎么到了中国，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就成了“同化”？
当欧洲议会议员们慷慨陈词、对中国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做法大加鞭挞时，他们不会告诉世界：大洋彼岸的美国，就在2025年3月由总统签署行政令，将英语定为美国官方语言。这一政策随即遭到全国语言联合委员会（JNCL）的强烈反对，认为其危害语言教育、公共服务、国家竞争力，漠视原住民语言权益，破坏美国多元语言传统。更触目惊心的是，2025年11月，克里克族首领发出紧急状态令，宣布本族两种原住民语言已处于极度濒危状态，其中现存母语者据估计不足300人，绝大部分年逾六旬。首领在公告中痛陈：“一旦失去了语言、文化和历史，你也将不复存在”。美国印第安人全国大会（NCAI）更公开批评，“世世代代以来，美国政府一直通过同化政策抹杀原住民语言”。
再看欧洲自身。在意大利特伦蒂诺地区，省级法律不仅承认和保护辛布里语、莫切尼语、拉登语等少数族群语言，更将其纳入公共行政体系，保障少数族群在省级议会中的代表权。这些做法本身无可非议，但问题是：同样的政策逻辑，到了欧洲是“保护少数”，到了中国就成了“文化同化”。评判标准的差异性已非双重标准所能概括，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偏见定式。
内部危机外部化与治权焦虑
近年来欧洲议会对中国事务的“关切”愈发频繁，几乎到了逢中必反的地步。从香港国安法到台湾问题，从人权议题到科技发展，隔三岔五拿中国说事已成其某种政治惯性。
此次决议的炮制，根源在于某些政治势力仍未放下“欧洲中心论”的傲慢身段，走不出“文明优越论”的意识形态茧房。在这些势力看来，西方的制度才是“普世标准”，自己天然拥有对别国“公开处刑”的话语权。而中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走出了一条与西方建立在民族主义、民族国家与殖民扩张基础上的民族治理模式迥异的道路，这构成了对其长期把持的“人权话语”解释权的潜在冲击。中国以法治巩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民族关系的实践，正在为全球多民族国家治理提供一种区别于西方多元文化主义和同化主义的全新范式，而这恰恰触动了某些势力的制度焦虑。
然而，真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下的欧洲，极右翼政治力量正在多国攻城略地，欧盟各成员国之间在难民分配、财政政策、防务自主等问题上争吵不休，经济复苏步履蹒跚，周边战火又持续牵制其战略资源。那些善于敲打别国的“议员老爷”们，面对欧洲的“家务事”却提不出什么像样的解决方案。将内部治理的挫败感投射到对外逞强之上，将中国塑造为“假想敌”以暂时缝合内部裂痕，是一种政治上低成本、却后患无穷的选择。
不可否认的是，长期以来，“东突”“藏独”等反华分裂势力将美西方视为最大靠山，通过提供所谓“人权证据”、渲染所谓“文化种族灭绝”等虚假叙事，操纵缺乏独立判断能力的西方政客充当“提线木偶”。此次强行闯关的决议，正是这些势力在幕后长期经营的结果，目的在于将反华分裂议程机制化、长期化，借此寻求国际层面的伪合法性背书。
中国民族治理的实践成效
欧洲议会的决议建立在虚假认知之上，其所谓“压制”少数民族发展权利的指控，面对中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现实，不堪一击。2025年，新疆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1462.14亿元，同比增长5.5%，全年城镇新增就业48.81万人；接待游客人次达3.23亿，带动就业超100万人次，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5.3%和7.1%。同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首次突破3000亿元大关，是1965年的170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3184元，是1965年的214倍。清洁能源、文化旅游、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高原和美乡村建设稳步推进。老有所养、幼有所育、病有所医、学有所教的社会保障体系全面覆盖，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共享发展成果。
在经济繁荣的厚实底座上，民族地区呈现出“多元一体”的生动文化景观。以西藏日喀则市为例，全市拥有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181项、代表性传承人1127人，构建了国家、自治区、市、县四级非遗名录体系，并率先出台《日喀则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少数民族语言学习使用权利同样得到充分保障：西藏双语教师超过3万人，藏语专任教师从2018年的5800人增长至近8300人；拉萨河坝林社区等“全国双语学习特色社区”文化活动的常态化开展，证明了多民族互嵌式交流才是文明生机所在。
这些保障发展权利与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实践并非彼此孤立，而是深深嵌入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立法精神之中。该法的核心原则正是“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在凝聚共识中保护多元，在共谋发展中尊重差异。这与西方历史上那种行政强制、文化抹平式的同化主义有着本质区别。欧洲议会的议员们若肯摘下政治墨镜，实地走一走看一看，就不难发现：从布达拉宫贝叶经修复实验室的精密仪器，到帕米尔高原上5岁玛纳斯其的稚嫩童声；从藏文古籍数字化的高精度扫描设备，到十二木卡姆在非遗馆展演区的悠扬旋律——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丰富图景，正在法治保障和公共财政的托举下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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